北魏,民法总则,糖醋里脊的家常做法-月光电影,精选影评,最佳评分,您的电影好伙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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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探究与争鸣》特约记者程念祺,就我国古代肃贪问题,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。斗室之中,环壁皆书。墙上挂着“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世好时节”的字幅,录自许多人了解的“无门关”禅诗。师生相与,品茗新茶,幽香四溢。先生谈兴渐浓,有问必答。兹实录于下,以飨读者。

王家范

程念祺(以下简称“程”):记住先生当年教学我国古代史,说到明太祖朱元璋惩贪,不吝剥人皮示警,至今形象深入。不知先生是否以为肃贪只要选用如此严格的方法才干见效?

王家范教授(以下简称“王”):如同我在课堂上还介绍了剥皮的技术细节。这是鲁迅先生从稀见的古籍中发掘出来的,写在他的一篇杂文里。别小看呵,我国人很早就把握了非常精巧的人体解剖手术,很“科学”。这其实是从元朝蒙古人那里学来的。明承元制的当地不少。整肃贪婪,靠残害人的肉体,是断不了根的,也不是上策。明朝最重祖训,违反洪武祖训是要杀头的。但是明朝中后期的贪婪问题,比历代各朝都严峻得多。

程:您是说靠严格的手法处理不了问题,并且很不人道?

王:还有更严格的,如磔刑,便是把活人千刀万剐。后来有所改进,改为先杀头再剐。这样受刑的人少一点苦楚。杀人,只能使人害怕,有时会拔苗助长,使人变得更残酷,而不能使人心向善。

程:先生以为,怎样才干完全治愈贪婪呢?

王:我不敢说。即便在今日,贪婪仍是世界性的盛行病。近来意大利、日本的新闻不就够颤动的?说权利与金钱联盟,日本向来有,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更有上升的趋势。莫非美国就没有?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难题。

程:记住先生在讲王安石变法时,说王安石建议经过进步官员俸禄来防止贪婪。这是不是说,高薪养廉是治贪的便利法门。

王安石像(《南薰殿旧藏 历代圣贤名人像册》)

王:王安石的抱负主义颜色很浓,是个浪漫派政治变革家,所以失利了。但他也有讲实际的一面。你说到的便是一例。我国历朝官员俸禄都不高,特别是当地官员。那时官僚家庭盛行一妻多妾制。妻妾多,子女就多,家丁女仆也多,又考究气派局面,交际应付,各种开支惊人,捉襟见肘,当然就朝贪婪受贿的道上走去。所以王安石就想到了高薪养廉。这便是王安石不循规则非同一般的当地,真是惊天动地。当然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。高薪了,是不是就能止住贪婪?问题恐怕没那么简略。

程:那时的官员靠什么法子来赚取法外之财呢?

王:本来我也不太清楚。就说王安石,几回都不肯进翰林院,或担任京官。他在一份拒聘的陈述中说到“家口许多,老父未葬,诸妹待嫁”,要求到当地上去当官,以处理经济窘迫。我起先不明白其间的微妙,后来读了《海瑞集》,才恍然有悟。我国古代有许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,或许叫土政策,明代的术语称“规例节例”,也便是分摊附加税。其时海瑞地点的淳安县,光“规例”就有十来项。县衙盖房造屋,日常应付,费用都出自这“规例”。至于官员三年一任,你来我往,喜新厌旧,多所花费,也出于此。到了各种传统节日,如新年、元宵,凡张灯结彩之费用,也都是派征的。这中心,天然大有四肢可做。更为常见的是,新官上任要“接风”,卸职之际要“饯行”,生日、大婚、丧葬则少不了“贡献”。现在写前史的人,喜爱讲规则,讲全局,不大留心这些细节。其实,许多前史微妙,是能够从这些细节里发现的。留心到这些细节,一些前史问题就简单解说。

程:靠这些或许还发不了横财,只能是“聊补”缺少。

王:我正要讲这个问题。有一则轶事,听起来够诙谐的。明末宜兴人周延儒罢官后,由于复社方面的支撑得以复出,上京到差。那时,正是崇祯皇帝在位。这位皇帝刚愎苛察,厌烦臣下结党争头,可偏偏这“党争”像“鬼打墙”,怎样也绕不开。他一怒之下,短短17年,就换了50来个阁辅,周延儒是其间之一。只说周延儒乘官船沿大运河北上,按常规,每停靠一个码头,当地官员都得前去趋奉,递上金银珠宝,以期日后提拔。这也算是“规例”,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横财,并且不犯法。周延儒为树立形象,一概拒收,搞得这些趋奉者很难堪。也不知是在哪一站,某官员灵机一动,将几支上好的人参装在匣中递上,说是请周阁老“补补身子”。周怅然收下了这份“心意”。音讯迅速传播,以下各站皆依样画葫芦,周则逐个笑纳。等到了通州城下登岸时,满船人参。其时一两人参,值白银一两有余,该值多少白银?想来这么多人参,周大约会叫家人拿到市上去变卖。“学而优则仕”,这中心向来大有文章可做。当然,当官最怕做到“清水衙门”里去。

程:古时的读书人多儒家身世,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全国是他们的抱负。他们做人之道多讲达则兼济全国,穷则独善其身。那些贪婪腐化分子,必定是变节了崇奉的人。先生对此作何解说呢?

《海瑞罢官》作者吴晗

王:你的问题提得好。说凡当官的都是贪官蠹役,有点过火。我国古代关于“清官”的记载历朝不停,有的很让人感动。不过在“形而上学猖狂”的年代,连“清官”都要批。传闻“清官”比贪官更坏,更反抗,由于这让人不能起来造“封建主义”的反,具有麻木诈骗效果,反而延长了“封建主义”的寿数。现在听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。你还不知道吧,1965年批《海瑞罢官》,我写了一篇《论清官和贪官》的文章,观念和这差不多,幸亏没有宣布,由于我还必定了清官的存在,显得不完全。这但是我正式排成铅字的第一篇处女作,现在想来既可笑又痛苦。

程:这一“掌故”,是否要写进记载中去?

王:完全能够。咱们这一代人,做傻事不少,吃的亏也多,应当检讨。研讨一个问题,有必要讲究详细。就说我国古代的官场,很不简单处,当官的也有一肚子苦水。官职升官,有明文规定需定时查核,三等九则,很好。但有一点让人头疼。把握考成判定的是自己的上司,他们决议你的存亡荣辱。明朝有个于谦,可算是前史上有名的清官,在山西、河南这两个当地当了10余年的巡按、巡抚,政绩卓著,名誉极佳。就连两地的藩王,也都说他的好话,所以再三连任,破了任期的规则。可他脾气很犟。他人告知他,上京城承受考评,有必要带着特产贡献上司,特别是其时权倾一时的宦官王振,这是皇帝的“先生”。王振这个人,谁没有白的(银子)、黄的(金子)送上,就会以为谁傲慢,看不起他。你知道的,宦官由于自己要害有缺少,心思上自有一种特其他自卑症,最置疑人家看不起他。于谦可管不了这么多,不只什么都不送,还写了一首诗:“绢帕蘑菇与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,以免闾里话短长。”于谦不肯意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,反连累了大众。宁可开脱于上司,绝不愧对大众。多么坦荡高尚!他真实地实践了儒家的品格操行。这样的人,确实算得上光照青史的民族脊柱。于谦却因此被王振打入死牢,差一点掉了脑袋,幸亏有大众的万人请命,特别是两藩王的斡旋,才幸免于难。当清官要支付很大的价值,所以一般的做了官的读书人,都比较圆通。当然,贪点小便宜,给上司送点微薄利润,还算不上贪官,扪心也不致大不安。你知道吗?民族英雄戚继光,曾给其时正在实行变革的权相张居正悄悄送过情面,送的居然是“春药”。这或许是“独家新闻”,我是从有关戚继光年谱的资料里发现的。“为尊者讳”,许多人看到了也不必定会说。戚继光之所以这么做,从曲谅的视点说,叫做屈服于“体系”和尘俗。人心斗不过体系,大都是这样的。

程:先生上面说了许多,如同都还算不上违法的贪婪。那么,怎样才算违法贪婪?大贪婪呢?

王:我国前史上大贪婪犯知名的也不少,都有真凭实据。古代肃贪时兴抄家,清单有必要陈述皇上,这时就水落石出,吓人一跳。明朝严嵩,清朝和珅,其时史书都详载下了他们的家产总额。和珅贪婪总值据人估量,有8亿两白银,而其时清政府一年的总收入,也不过4600万两左右的白银。严嵩不及和珅,不过也了不得,他的儿子曾自诩“朝廷不如我富”。当然,这么多银子,不全是贪婪公款而来的。承受贿赂,侵占民产,以权经商,都包含在一个贪字里。和珅运营的银号有好多个,这是极能发财的。明清两代做大官的运营此业者不少,现在讲起来便是金融业。

和珅像

古时最能中饱私囊的是承包国家工程项目。像清朝的宦官,待遇很低,最高的月给银八两,米八斤,制钱一千三百文;最低的月给银二两,米一斤半,制钱六百文。但稍有一点权势的宦官,都富得淌油。靠什么?首要便是靠与内务府勾通,承包比如兴建宫廷、建筑陵园以及皇室大婚等重大项目,油水是许多的。明清两朝宫廷常常发作火灾,其间有的是宦官成心纵火,意图就在于发明贪婪的时机。其次是犒赏,俗称“红包”,有皇上、皇后、妃子送的,也有官僚大员承受“圣旨”和“上谕”时报答的。这一项如同算不上贪婪,姜太公钓鱼嘛!再次便是敲诈,也有一个俗称,叫“门包”,也能够称它为“闷包”,乘人之危,大敲竹杠。这第三项和前面的第一项,都是贪婪收入。许多官员在担任比如治河、兴建水利、构筑国防工程、征收特种税收(如关税、盐税、督造钱银等),乃至赈灾救济时,都能发明贪婪时机,大有所得。

看康熙朝的资料,我有点感动。从顺治到康熙,清朝出了三名治河能臣,其间至少有两位是公认的清官。我一向说,清朝前期远胜过明朝。清兵入关不到两月,即着手管理黄河。清朝第一任河道总督为杨方兴,任职14年,史书称誉他所居仅蔽风雨,布衣粝食,四壁萧然。孟森先生说到能称为治河名臣的,第一要廉洁;第二要勤奋。廉洁,便是所发国帑,悉数到工;勤奋,便是把治河看做生命,竭尽全力,无不留心,除非力不所及,绝不能有半点玩忽肇祸的过失。老先生以为:“有此二者,其收效恒在讲科学者之上。盖虽精科学了,仍当以廉洁勤奋为运用科学之底子也。”继杨方兴之后有朱之锡,自顺治十四年(1657年)至康熙五年(1666年),积劳成疾,仍出没于风雨之中,抵达宿迁,终一病不起,卒于任上。身后,被民间尊为“河神”,俗呼“朱大王”,香火不停。今后两易河道总督,均不得力,最后由靳辅继任,治河功劳大超越上一任。靳辅后来不幸受朝廷上党争的牵涉,被免除下台。这再一次阐明,官是欠好做的,做好官未必有好报,做大功德而又廉洁洁白,则更难了。传闻,进犯靳辅的,都是些小人。我曾听一位在外省当官的学生回来说:清官欠好做,贪官不能做。这现已算是有醒悟的了。

程:先生如同还没有真实说到古代肃贪的对策上来。古为今用,人们很关怀古代有什么好经历能够学习。

狠治贪官的明太祖

王:古今不同,前史类比最风险,不科学。说到古代,我的形象是有肃才有贪,出完事就肃贪、惩贪。有时是犯了其他事,例如政治上的,一查,发现仍是一个大贪婪犯,像是意外收成。我国的皇帝,大凡威严凶猛的,对贪婪的惩罚特别严峻。朱元璋手下的一些功臣宿将,贪婪腐化的依据不少。明太祖先是正告,发布《铁榜》、《大诰》,不听,就大开杀戒。兰玉便是一名贪婪横暴的宿将。现在把朱元璋杀功臣,都归罪于他的专横残酷,不可全面。其间大都不该死,降职、革职就能够了,像兰玉那样的,确实咎由自取。当然,也有冤枉死的。汉武帝是治偷税、偷税的市侩出了名的。其时重点是抓财物税,发明晰一种“告缗法”。也便是让人检举揭露谁隐瞒了财物,检举者能够分得一半。这就乱了套。武帝的意图是为了处理打匈奴的经费。经济问题搞群众运动最可怕。按捺一种贪欲,却鼓舞了另一批“自食其力”的更大贪欲,这更是恶性的。没有法制,法制不依从经济规则,都不可。清朝康、雍、乾三个皇帝,雍正最凶猛。不知你传闻没有,清朝有句盛行的话,叫做“康熙朝出清官,雍正朝无清官”。你说,这是什么意思?

程:雍正治政苛严,当官的都不敢贪,清官也就无所作为了,是不是这个意思?据说到乾隆后期,清朝的贪婪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,所以就出了个和珅。

王:康熙即位,合理开国之初,鼎革图新,社会习尚好,吏治的整体素质也较高,出了一些有名的清官(其实不叫清官,是尽职极力的“良臣”)。康熙治国尚正路,颇像汉代文景,讲“琴鸣垂拱,无言而治”,实际上操作手腕很高超。处置索额图、明珠、徐乾学之类,寓刚于柔,以柔为主。后期却难免失之宽纵。所以,此话还有另一层意思,凡清官必与贪官对应,贪婪严峻方见清官英雄本色,这如同是对康熙朝一种含蓄的批判。雍正则不同,驾御臣下严格棘手,喜爱动用特务间谍侦查,使人人自危,束手束脚,不需要用清官整治贪官。许多人以为严峻总比宽纵好,其实不尽然。雍正自以为明察秋毫,实际上仍是被心腹之一的李卫略施小计,就蒙混过关。一个人只要一个脑筋,两只眼睛,两只耳朵,想的、听的、看的都非常有限。靠苛察,靠个人威势,外表看能起效果震慑,使人收敛于一时,却保不住持久。

垂拱而治的康熙帝

程:宽也欠好、严也欠好,看来这贪病在古代真是难治了。

王:贪婪,或大或小,古今都不能免。但贪婪成风,便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在古代,这是有阶段性的。一个王朝初期,开国后七八十年,习尚都比较好。君臣上下联系融洽,吏治安稳,这是出良臣的时分,但这不叫“清官”。魏征曾对唐太宗说过一句名言,愿陛下让我当良臣而毋作忠臣,阐明昏乱之世,才出忠臣。君臣之间,能够沉着说理,这是出良臣的政治环境。唐太宗屡次劝谕臣僚,有真懂爱财的,有不明白爱财的,应长于权衡利害得失,勿因小而失大。他举例说,人有宝贵的明珠,拿去当弹丸打鸟,甚是惋惜。人的性命当然比明珠不知宝贵多少,怎样能够为了贪心金钱财帛,拿身家性命去赌刑律呢?还说,若徇私贪赃,不光损坏王法,损害大众,纵然东窗事幸运未发,心中也必定惊骇既多,也会因此致死的。唐太宗懂得心思过度严重简单致病的道理。他奉劝臣下遵法,喻之以理,动之以情,使之理性地权衡利弊,估计积累财富,不要脑筋发昏。

程:了不得,唐太宗的“思维工作”很有情面味,一点也不教条。不像有些皇帝,正儿八经地讲修齐治平的大道理,教条得很,要不就搞恐怖主义。唐太宗如同很为手下人的长远利益考虑。

王:你这是在说洪武皇帝。他也算得是个人才,有些文告是由秘书起草的,看他亲笔写的一些,都是大白话,很有滋味。其实,前面说的道理并非唐太宗的独特创见。荀子说得最早,并且很透彻:人生而有欲,欲而有求,求而不得必争,争而无“分”(尺度,可引申为准则、次序)。好利,好耳目声色之欲,是人之赋性。如一味听任,必定会发生抢夺,争则乱,乱则离,离则弱,弱则不能打败敌国,就有身危国亡的风险。荀子因此注重树立适宜的分配准则,使人各得其所,等级有序。我看荀子是说到点子上了。准则建造是标准人的经济利益的,这比劝人向善,要有用。人心向善,只靠宣扬,没有杰出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,不或许马到成功。唐太宗的话犹在耳旁,可到他的儿媳武则天手中,卖官鬻爵公开而行,闹得乌烟瘴气,这也是太宗始料未及的。可见,要人心向善,不简单。官员贪风盛行,有一个要素是起腐蚀和恶化的效果的,那便是金属钱银的通行。什物经济年代,人的贪欲满意仍是很有极限的,粮食堆满仓,值多少钱;后来(从明朝开端)变成积累金钱,欲壑难填了。你想,不说一屋子,便是装满一箱金银,要费多少汗水。所以就有一种极点的定见出来,将全部罪恶都归之于金属钱银,强烈要求撤销金银的钱银功用,制止商场运用,就连明末三大思维家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观念。今日听来煞是可笑。我国古代思维家中不少人总是朝后看,喜爱搞复古后退的花招,没出息。

程:先生不是一贯很敬重三大思维家吗?

王:但我从不敢过火恭维他们。打个比如,他们是一批确诊我国传统社会的病理专家,脉号得很准,说得也头头是道,便是开不出良方。底子原因,那时没有新的政治资源,只能向后看,从老仓库里找旧方剂。

我对我的乡贤顾炎武就不敢恭维。他竭尽一生汗水做了那么多卡片,罕有的卡片专家,请问:那些陈年旧账不都试了吗?正由于不灵,才被后来的法子筛选。官员任期制会诱发短期行为,逃避制让外乡人来治本地,缺少乡土爱情,确实都有缺点。但炎武先生想选用魏晋时试过的世族制、豪族加终身制来替代,也迂得能够。当然,这不怪他们。我是不是也有点“损”?我的意思是,我国那时还远没有走出中世纪,年代限制了他们。年代没有供给的,再高超的人也难随便造出。一旦他人用大炮轰着逼着你走出中世纪,视野就大开了。林则徐、魏源、龚自珍,境地大不同,这便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代我国人,后人视前人,前人当然要被比下去。年代在行进。行进才有期望,后退必定是没有出路的。

顾炎武像

程:今日先生够累了,就暂时谈到这儿。再次谢谢。我想收拾一下,赶快宣布,怎样样?

王:能够,就照说话的原样,不要润饰。当然,有一个条件,便是贵刊以为还有一点意思。我一向感叹,前史学正面对生计危机。其间一条,便是脱离群众。太艰深的论文没人看。当然,纯学术的精品,即便看的人少,也要精心加以维护,这是财富。但也应该测验走向社会。

程:我想先生今日讲的首要意思是,我国古代肃贪倡廉实在是缺少有用的准则保证,也一直没有想认真地从准则上加以处理。

王:准则触及利益,所以向来就不简单变革。最困难的是要理顺利益联系,不然怎么树立有用的准则?这个问题迟早会说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(1993年)

《流浪航程:前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》(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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